王元化和后来居上的知音夏中义

(原标题:蓝云专栏|王元化和后来居上的知音夏中义)

  摘要:对于先生涉足过的领域,中义兄必定深入其中,再回过头来对先生加以详析。往往是先生一个脚印踏在了某一点上,中义兄就会把它当作一座山,翻它个遍。

▲2019年5月,夏中义(中)和作者(右)赴美探望王元化先生的挚友林毓生教授(左)。

  文|蓝云

  2004年开春,寒意未退,但元化先生显出“热度”很高的样子。令他兴奋不已的是一篇解读评论他的文章,此文将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编辑部提前送来校样。他越读越来劲儿,作者年龄不算大,是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后任该校中文系主任),之前与先生素无个人交往。

  先生对我说,能够如此“读懂”自己,这样入木三分解析自己的,他尚没遇到过第二人。海内外对先生的作品研究者甚多,也有不少相当水平的论文,但达到如此高度、能令他如此服膺的,真还没出现过。先生有点按捺不住:“我要见见夏中义。”通过其博士生胡晓明,夏中义终于走进先生的客厅。他个子不高,脸微胖,和蔼地笑着,普通话带着一点上海腔,斯文儒雅。

  夏中义是先生结识较晚的一位忘年交。这位秀木临风、才华横溢的学者仅大我一岁,是令我望尘莫及的同龄人。

  之前,先生的床头常放着一本封面黑乎乎的书,《九谒先哲书》。先生有时会背靠在床,信手翻阅。这是中义兄借函谒民国时期清华园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九位先哲,自喻“盗墓招魂”,旨在发掘先哲掩埋在清华园的睿智、傲骨、苦泪、悔悟,向21世纪呼唤“魂(学统)兮归来”。正是他,如今把笔头转向了至今健在的清华嗣哲王元化。先生审视涉及其学思的文章的眼光历来犀利,能得到他本人如此认同,实属不易。

  中义兄对先生的诸多剖析切中要害,使先生颇感诧异。尤其是对1955年先生因胡风案遭遇不测,罹患心因性精神病的深层成因,以及日后又如何痊愈的解析,中义兄的文章合情合理,层层深入,直指病根,先生不得不感佩。他问中义兄:“这病是我得的,后来病好也是我好的,连我自己也弄不清这些名堂,你是怎么知道的?”中义兄笑答:“不都写在你的书里吗?我都是从你的书里读出来的。”先生周围向他求教、问学、号称读破万卷书的可不在少数,如中义兄这般见解独到窥破“天机”者,却惟此一人。

  那时,恰巧沪上文汇出版社为先生编辑出版《清园近作集》,先生向主编推荐了中义兄这篇将刊于《上海文学》杂志的长篇论文,改题《王元化襟怀解读》作书名,要求把这书与《清园近作集》作为姐妹篇一起面世。

  《清园近作集》收录了先生写在新世纪的文字。书中除了先生与其弟子的答问外,大部分是由我记录整理的先生口述文章,所以由我配合文汇出版社责编陈飞雪女士编纂。中义兄的《王元化襟怀解读》,除了这篇正文,陈飞雪对中义兄的读书笔记也颇感兴趣。她对中义兄那些在书页空白处密密麻麻的批注有如下表述:“看到那些短仅二三字,长则数十语的‘自言自语’,跳荡着活泼的思绪和霎那碰撞的火星,我就感到了一种问学途中可贵的沉潜心性,也体会到了他那更为难得的读书知人的乐趣。”飞雪萌生了将中义兄的《王元化“思想—学术”襟怀解读》及其笔记一起出版的想法,让读者一起分享这种深沉而美好的读书情怀。

  回顾初识中义兄的那些日子,我们之间没有深交,但出版这套“姐妹篇”,也算是首次“联手”。

  中义兄被先生引为知己,相见恨晚。中义兄在上海交大新居的书斋名为“学僧西渡”,先生说他和西渡也是有关系的。在文革时期“五七干校”劳动的那些日子,西渡乃是先生来回市区的必经之地。先生欣然提笔为中义兄的书斋题写了斋名。

  先生器重中义兄,尤为重视与他的会面。每次约见中义兄,相谈必定“一对一”:回绝其它访客,关起门单独谈,绝不容有“第三者”插足。所以他俩若交谈,我就静悄悄地靠边坐着,知趣地“消失”。如果约了中义兄要来,先生就满心期待,开始急切等候。有几次,中义兄说是要来,临时又生事没来,那就急煞了先生。我劝先生:“不等了,总有碰到意外的时候,可能什么意外缠身,来不了了吧。”先生不依,一定要打电话去中义兄家追问。当确定中义兄来不了了,先生就一脸失望,老半天提不起精神。

  中义兄出现在先生晚景的最后四年,在人生中,四年好像是一眨眼的功夫。这四年,又是先生缠绵病榻的夕阳时光。

  先生非常希望为后世留下一本满意的传记。多年来,他一直在物色适合的人选为他作传,但没有人使先生确认可以托付。中义兄的出现,让先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先生对我说,他想把自己积累多年的资料交给中义兄,但不知中义意下如何,是否能抽得出时间。中义兄像是浓云缝隙中透出的一丝霞光,先生依稀觉得有了寄托。我对中义兄说:“先生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你能否多花些时间和先生谈谈,来为先生作传呢?否则,说不定就再没有机会了!”可是中义兄坦言,自己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当时,中义兄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上海交大不久,兼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以外,还担纲主编《大学人文读本》的重任,带着一支团队干得风生水起。一旦承诺写传,意味着要全身心投入几年功夫,割舍一切手头正在做的事,完全沉潜到另一创作心境,否则将力不从心。这很“冒险”,中义兄从来都是那么“自量”。

  但凡有点时间,中义兄还是会从偏远的交大闵行校区赶到瑞金医院探望先生,与先生谈心,关注着日见衰弱的老人。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有一次他和洪森探望过先生后共进午餐,首次提议且策划为先生筹建“王元化学馆”,以期永远怀念先生,并继承先生未尽的学思事业。这个建议也是先生在弥留之际最为关心的事。后来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张济顺女士在市委领导支持下建成了学馆,但又因故开展得不如意,那是后话。

  在中义兄结识先生的四年后,先生去世了。没能留下他所期盼的传记,这是他的一大遗憾。

  先生不在了,然先生仍在,永远都在,在我们心里永存,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先生走了,中义兄却循着先生的学思脉络,把先生各类版本的著作翻遍了,他一头扎进先生的心路历程中翻山越岭,从文艺理论研究到九十年代反思,从刘勰《文心雕龙》到卢梭《社会契约论》,从龚自珍到鲁迅再到林毓生……他都做了细深绵密的梳篦。仅是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他就引导学生做了不同时期六个版本逐字逐句通校,发现了先生在文论方面的突出建树及其不足,触摸到先生的“边界”。

  一次交谈时,中义兄告诉我,他在研究先生《文心雕龙创作论》时发现,这部著作在思维方法上带有前苏联日丹诺夫理论模式的痕迹,这在先生研究刘勰的上世纪60年代很难规避。1986年后,先生努力想删除这些影响的“破绽”,一次次修订,但这些根深蒂固的影响已深入骨髓。我大惊失色:“你可不能对外宣扬,这将有损先生的英名。”中义兄平和地笑笑:“先生有他耀眼的高度,但无论是谁,都不免有他的边界。这是客观存在。”是啊,怎么能苛求一个人是完美无缺呢?即便是我们热爱的先生。于是,我把曾亲历的一桩往事告诉中义兄。那是在新世纪之初,先生许多著作合同期满,开始修订再版,其中有《太平天国亲历记》《读莎士比亚》《读黑格尔时期的笔记》《思辨录》等。我问先生:“《文心雕龙创作论》为什么不重版?那是奠定你学界地位的煌煌大作啊。”先生犹豫了一下,这样回答:“其实我自己对这本书是不满意的,如果现在让我写,那将会是另外一本书。可是,我已经没有这个力气了。”我想这段话可印证中义兄的发现。

  对于《文心雕龙创作论》之缺陷,先生已经了然于心,但小修小补又无济于事。后来,先生还是带着遗憾重版了。我记得,重版时,负责这部著作重版的严搏非对我说,相对于其他论著,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还是较厚重的。

  不花大力气,是会被炫目的光环迷住双眼。中义兄深究先生的学思著作,不做则已,要做就追问到底,不到尽头绝不罢休。就这样,中义兄在2008年先生走后,足足耗了三个年头,完成了近40万言的《王元化学思通义》,由先生的艺术界挚友、中国美术学院舒传曦教授题签书名,与吴琦幸的《王元化传》《王元化学术年谱》以及我的《王元化及其朋友》辑集成“清园百年书系”,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020年(元化先生诞辰百年)庄重推出。

  中义兄还不时鼓励我提笔追忆先生。每次见面,先生是彼此永远的话题。中义兄总是告诉我,你谈王元化的事,谈得很好啊,这些事都很有意义,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了解呢?世界上还有谁能像你一样,几十年追随先生左右?你的所见所闻,为什么不用文字写下来呢?也许中义兄是中文系老师的缘故,在他的启发下,我还真的带着做作业的认真态度,提笔开始描述与先生一起走过的日子。

  先生去世后,我去美国散心。在斯坦福大学与邵东方会面时,他说:“我们一起为先生九十诞辰出一本书好吗?”我说:“当然好啊。” 我向东方推荐了夏中义,希望由邵东方和中义兄来主编,我可以参与。中义兄得知此事后表示:“还是请东方任第一主编,我做第二主编,国内的编务我可以多承担些。”我们很快制定了编辑方案,明确分工,联系各自熟悉的作者。我们先后约请了李锐(后因故未刊)、林同奇、冈村繁、相浦绫子、张作锦、李庆、汪丁丁、丁东、童世骏、智效民等人撰稿,书名由邵东方出面请了余英时题签。还请了钱钢的女弟子,上海文艺出版社吕晨任责编。我也动笔写了《琐忆先生》。

  没有中义兄的推动及邵东方的提议,在我心里对先生的缅怀,不会跳到纸上与读者们分享。我没有做学术的功底,我有点怯,觉得自己只是“外行”,与这么多学者们相比,太小儿科了。中义兄说:“还须看自己的特长。你有十几年零距离追随先生的经历,眼见耳闻,谁能与你比?你不必去谈学术,还是可以写出很好的印象记。”“我行吗?”我还是没有把握。中义兄说:“你写了,我帮你改!”有大靠山了,还忸怩什么呢?

  这就是我《琐忆先生》的缘起。大家谈先生怎么研究《文心雕龙》《社会契约论》,我可以谈先生的衣食起居,吃喝玩乐。一个有着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智者哲贤跃然纸上。我笔下的先生是带着体温的。我把初稿交给中义批阅。他为我字斟句酌,用那工整流畅的小字来纠正我文中的不足,好像并没有大块的改动。我很失望:“你为什么不替我改得更加好一点呢?”中义兄说:“你有点傻!你已经写得够好了。我就像一个理发师,在你原本已不错的发式上,稍作修剪,就完美了!”此刻我明白了,只要真用心,我“原本的发式”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如期完成了《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我的《琐忆先生》,邵东方《尺牍书疏:与王元化先生自1991年至1992年的来往书信》、中义兄的《铜像,会提问的眼睛:关于“王元化”雕塑的答问》一道被辑录此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先生九十冥诞那年问世。这是我第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

  先生走了,但我们心中的先生从来没有离开。

  记得那次在先生的病房里,中义兄看见一张照片,那是中国美院雕塑家李秀勤教授耗时五年,为先生做的一尊青铜胸像的照片。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被震动。中义兄说:“能看到这雕像的实物就好了。”我说,可以啊,我来帮你联系。通过我在中国美院的好友,为我们约定对李秀勤做一次采访。

  李秀勤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院雕塑系,1990年在英国曼切斯特大都会大学美术学院获雕塑系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美院雕塑系教授,在国内外举办诸多个展,是作品丰产的“女汉子”。我与中义兄专程赴杭,中义兄说:“浙江美院可是我从小就景仰的学府,不是你,我没有亲临美院的可能。”我明白,我不过穿针引线罢了。事先得到李秀勤的作品集,中义兄备了一晚的课。第二天,来到李秀勤塞满各式雕塑作品的工作室,先生的青铜塑像赫然出现在眼前。此雕像那双令人被灼的双眼似洞穿一切。挨着先生的铜像,采访开始,我做录音。中义兄与雕塑家从雕塑的基本知识谈起,块面、造型、抽象、具像,访谈时而流水潺潺,时而风起云涌。谈到凹凸问题,中义兄话锋一转:“王元化雕像的眼睛‘凹凸'让我想到了什么?想到了枪的准星!”李秀勤拍手称道:“是啊,先生的眼睛,那是一双会提问的眼睛,我要把它表现出来”没想到半天的采访如此精彩。我后来在美国期间整理出了采访的电子版文稿,传给了中义兄。不久,国家文化部的权威期刊《文艺研究》以全部彩版刊登了配有高精度铜像照片的访谈全文《王元化雕像:会提问的眼睛》,图文并茂的编排效果之优异,据说屈指可数。若干年后,中义兄还请李秀勤为其高中母校上海市七宝中学复制了这尊铜像。

  元化先生的一位博士生吴琦幸旅美多年,一直想为先生做些事。我把他介绍给了中义兄,他们一拍即合。

  2011年暑假,他俩在我安亭路居所的客厅里,泡上一壶香茗,办了一场“王元化学术、思想三人谈”。吴琦幸事先准备好了提纲,中义兄则“借题发挥”。他们谈了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论、先生的文论研究、黑格尔美学研究、三次反思问题、先生与胡风、鲁迅、李泽厚等。中义兄对于先生的学思成就以及无可避讳的边界,都作了有见解有依据的阐述。此文后来在东方早报发表,据此文整理出的《王元化学案研究综论》,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头条刊登。

  中义兄围绕着先生,总有新的果实不断结出。我们的友人,经济学家汪丁丁看到中义兄在凤凰卫视神采飞扬的讲座,即刻邀请中义兄参加他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跨学科讲座,中义兄为北大学子讲王元化学案,看了中义兄的讲课录像,汪丁丁很是赞赏,再邀请中义兄参与他为大连经管学院主办的系列讲座。

  2014年5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来复旦讲学,专门约了一个上午与中义兄交流,由我作陪,仍然负责录音。

  因为林先生读了中义兄写的《林毓生与王元化反思“五四”》一文,曾于2014年4月初致函中义兄:“你论述元化先生与我反思五四那一篇,很有分量、很有内容,文笔也很生动。看了你的大作后,我才知道元化先生是在研究杜亚泉的过程中,开始理解我的分析,并受此影响。你的分析特别指出,由于其背景与发展的实际脉络,与我的思想背景发展的实际脉络相当不同(虽然有很多共同关怀)。所以,他在反思五四时,纵使受到我论述韦伯‘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影响,但他对于我根据海耶克先生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所进行的分析则理解不深,也未受其影响。这一点是很准确的思想史观察,我很欣赏。我也十分欣赏你文中说的许多论断,诸如:林毓生将其负笈留美所习得的西学,压缩为25000字,转述给了王元化。那是王元化从来不曾系统批阅过的一部西方近代政治学简史。看得出,此简史是林为其故国转型的潜在理论诉求而撰,故其编著的内涵皆能滲透到百年中国思潮的深处。”对于这次与林先生见面,我是老友,中义兄是新朋,我们都很期待有硕果生成,清华大学学报也预约刊发林先生与中义兄对话的全文。我打开了录音机,眼见他俩开始交谈,和谐得像二重唱,我在另一边和林夫人祖锦话家常。待到曲终,才错愕录音带装反了,我为自己的粗枝大叶懊悔不已。后悔药无处可买,本来可以长成的果子就长不出来了。

  通常,中义兄在其书斋“学僧西渡斋”里几近隐居,随便引他出笼乃是妄想。彼此见一面要隔很长时间。我无权勉强他放下书本,出来泡咖啡厅,聊人聚人散花谢花开。偶尔通个电话,每每都能够分享他的探索学术世界时一程又一程的迷眼风光。

  有一度,我们几乎言必谈论先生。对于先生涉足过的领域,中义兄必定深入其中,再回过头来对先生加以详析。往往是先生一个脚印踏在了某一点上,中义兄就会把它当作一座山,翻它个遍。我说:“夏中义,为了先生的一个观点,你简直就要去开一座矿!”例如,他告诉我,他因王元化写过《龚自珍思想笔谈》而开始细读龚自珍,他看到这两位在不同时代“横以孤”的思想家,竟然能在思想史上以同样的个性频率产生共振;他告诉我,他找来先生曾读过的卢梭汉译本,以精确解析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公意说”的依据;他告诉我,他正在读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国意识的危机》等著作,已确认先生对五四的反思是受到林先生观点的启迪……

  2019年5月,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吴琦幸教授召集,在洛杉矶举行“百年‘五四’暨百年王元化国际研讨会”。为了纪念先生,中义兄欣然走出书斋,与我以及楼世芳、刘峰杰(苏州大学教授)结伴远渡重洋,去大洋彼岸赴会,同时商定去威斯康辛大学探望元化先生的挚友林毓生教授。

  为我们旅美,不辞辛劳地兼当驾驶员、翻译、导游、会务义的,是我早已定居西雅图的妹妹蓝江。我们一行五人,先到洛杉矶参加国际研讨会,然后一同飞抵丹佛。

  在丹佛的翌日清早,蓝江驱车载我们前往那家古典庄重的养老院,祖锦在门口迎候,林先生也早早地在房间里期盼着。见了我们,他笑得一脸灿烂。他的状况比我们担忧的要好,脑子一点没有糊涂,和我们一一亲切握手拥抱。

  会谈安排在养老院的图书馆,窗明几净,大皮沙发很舒适。把林先生从轮椅扶到沙发上,祖锦端来了热咖啡。会谈开始,中义兄发问,先生作答,他思路清晰,一口北京话抑扬顿挫,毫无病态。我们明白,林先生对元化先生“五四”反思起到了关键的启示。如今元化先生已作古,林先生也到了病魔缠身的晚境,说不定就没有了下一次了。快到午餐时分,我们向林先生、祖锦辞别,他们却主动邀请午休后可以再采访。

  下午,还是在图书馆,林先生早已坐在沙发上,斜阳映着他的白发。这会儿轮到林先生问中义兄,中义兄也是对答如流。他似乎对王元化与林先生于思想史所涉及的点点滴滴,什么都记得。除了中义兄,林先生大概没有如此势均力敌的谈话对手了。想起2008年1月中旬,林先生从与元化先生在病榻作最后的对谈。而那时,面对林先生的滔滔不绝,元化先生已显露出体力精力方面的不济。

  生活还在无尽地朝前延伸着。学者夏中义仍在一本本啃着他规划好的新著,密密麻麻地在书页上记录着闪亮的“小星星”,然后亮出他触类旁通的新发现。或许不管他研究什么,他都不会忘怀先生,对先生的研究仍是中义兄永远的大课题,因为,他们是彼此心仪的知音。这样的知音,世间不多。

  (本文选自“清园百年书系”之《王元化及其朋友》,蓝云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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