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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易纲之二:希望以建设性方案解决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希望能够达成有建设性的方案,以解决中美间的贸易摩擦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希望能够达成有建设性的方案,以解决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与此同时,中国将坚持扩大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领域开放。

  在10月11日于印尼巴厘岛举行的国际论坛“金融再开放,驱动新变革”时,易纲接受了记者专访([封面报道]专访易纲:走向高质量发展)。在现场讨论环节中,他说,“对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我个人真切认为,应该有一个有建设性的方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对全球都是有益的。”

  他表示,中国并不刻意寻求经常账户盈余。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因素。中国经常账户长期盈余在2007年达到峰值,占GDP的10%,此后逐年下降。去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是1.3%。今年上半年出现过负值,如果全年为正值,也会低于GDP的1%。

  但同时中国仍然是贸易大国,贸易争端对中国出口部门将会产生影响。易纲在10月14日参加G30国际银行研讨会发言时说,“我同意IMF的结论,人民银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认为贸易摩擦将造成很多问题,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使市场产生紧张情绪,这是市场不喜欢的。”

  IMF预计,中国2018年将保持6.6%的增长速度,2019年将减缓到6.2%,比4月时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在未来两年内,贸易争端将拖累美国GDP增速0.9个百分点,对中国增长拖累1.6个百分点,对亚洲整体拖累0.9个百分点。

  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较大,约占45%;民营企业出口占比几乎达到45%;国企出口的占比仅为10%。这可以推断出贸易摩擦和征收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易纲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还需关注其他因素:

  一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很快,年均增速达20%,目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高达400亿美元左右。中国对美国还存在教育逆差,很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向美国支付高额学费和生活费,这笔流入美国的资金是巨大的。

  第二,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没有被包括在中美贸易统计中。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的数额相当大。据统计,美资企业2015年在华销售额约为2200亿美元,包括了货物和服务。“想象一下通用电气公司(GE)、通用汽车公司(GM)和苹果公司(Apple),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部分数据如此巨大。”

  第三,有关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去年中国向全球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大概为29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付给了美国。

  易纲说,“我们非常真诚地希望能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要胜过贸易战,贸易战将导致双输。在过去几天里,他与十几个国家的代表都认为,必须承认贸易摩擦的巨大负面效应。各方应该共同合作,一起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谈判策略,易纲说,“我们将遵循我们的原则,我们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是成功的。全球化、比较优势、自由贸易都是有效的。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同时也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易纲说,下一步,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还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

  对于金融开放,易纲在圆桌上表示,中国金融开放的范围广、程度深、速度快。

  首先,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之后,他代表金融管理部门宣布了金融市场开放的11项措施。在这11项当中,7项已经落实,另外4项要在今年底前落实。这意味着到今年底,11项内容就都实现了。这一次金融市场的开放,范围是很广的,覆盖了银行、证券、保险、评级机构和第三方支付、电子支付和互联网支付。

  第二,这一轮金融开放的深度,触及了市场的基础逻辑。尤其是我们将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对公有和私有企业一视同仁,对内外资公司同等对待。另外,我们还给外国金融机构全牌照和独资资格。也就是说,我们会消除对外国金融机构持有中资机构股权的限制,根据它们的资质、基于能力的标准(merit-based),而不再基于出身(origin),即是外资还是内资、公有还是私有。

  第三,执行落实会很快、很彻底。我们将在今年底之前落实所有这些开放措施。比如你将看到诸如“沪伦通”、QFII和RQFII的便利化,金融市场将对固定收益市场和股权市场更加开放,还能看到A股加入明晟MSCI指数、富时罗素指数(FTSE Russell)??这些都在快速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