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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方方:我很担心活着的人,把死者为何而死全都忽略掉

(原标题:专访方方:我很担心活着的人,把死者为何而死全都忽略掉)

  摘要:方方说,她记录下来的60篇日记是受难者日记,最悲伤的是死亡,最感动的是医护人员的无畏无惧,还有武汉人的克制和他们对李文亮这种普通人的深情。

专访方方:我很担心活着的人,把死者为何而死全都忽略掉-第1张图片

▲资料图:方方。

  3月25日凌晨00:22,作家方方的博客更新了她的封城日记终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到3月24日武汉市宣布将在4月8日解封,整整60天,方方用60篇个人日记,记录了这场历史性的公共灾难,最后她引用了《圣经》中使徒保罗的一段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个人叙事结束之际,方方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答了她对于这场疫情、对于自己的记录、对于知识分子和武汉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新冠疫情

  记者:你最早在什么时候听说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

  方方:最早是2019年12月31日,是我大哥获悉的信息。我们有一个小群,就只有四个人:我和我的三个哥哥。大家会经常在群里说些事,但主要是家事。12月31日上午10点,大哥转了篇文章,说“武汉疑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并注有括号“SARS”。我大哥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二哥马上就提醒大家不要外出。之后我大哥再度发出信息,确认此消息为真,并说国家卫健委专家已经抵达武汉。因为我小哥住在最初病情集中暴发的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所以我要他近期不要去医院。但我小哥说他下楼看了一下,汉口的市中心医院平静如常,他原以为会有很多记者。

  很快我在同学群里看到了华南海鲜市场和中心医院情况的视频,于是立即转发到自家群里,也提醒小哥出门戴口罩,甚至建议他元旦后先到我家来,毕竟我当时住在江夏郊区,离汉口比较远。小哥表示,看看事态发展再说。二哥则认为,不必太紧张。政府不会封锁信息,否则就太对不起老百姓了。我基本上跟二哥的想法差不多,觉得这么大件事,政府不可能封锁信息,不可能不让百姓知道真相。

  元月1日上午,大哥再次转发了《武汉晚报》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停业整顿的新闻。小哥仍说他们家附近没什么变化,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作为普通百姓,其实在这一天里,我们已经高度重视这件事了。所提及的措施与现在无异,就是戴口罩,呆在家里,不要出门。我相信其他武汉人跟我一样,经历过SARS那样的恐慌后,谁都不会轻视这种消息。

  记者: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新冠肺炎的事态变得严重的?

  方方:应该是到1月中旬了,那时候民间已经有很多传言。当时并不是觉得事态有多严重,只是听说这病传染,有不少人被传染了。我从1月18号开始戴口罩,也要求家里阿姨出去买菜时戴口罩。

  记者:听到封城消息的那一刻,你想到的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要离开?你如何看待封城那天离开武汉的人?

  方方: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封城信息的。因为我1月22日晚上去机场接我女儿,回家时已经是1月23日凌晨1点左右了吧。我平时也睡得晚,打开手机,很快就看到封城信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要离开,当然也没有想到过事态会严重到后来那样的局面。我可以理解在23日上午10点正式封城前离开的人,逃生是人的本能。那些谩骂的人,我相信,他们如果在武汉,多半会是第一批逃走的人。

  记者:封城期间你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每天如何安排时间?有缺物资的时候吗?

  方方:我一向睡得很晚,所以多半是中午起床,凌晨睡觉。写作是晚上,下午会做家务、做饭,以及了解一下疫情的情况。目前我的物资都不缺少,毕竟是过年,家里多少都会有所储备,另外也有同事和朋友帮我买一些吃的。而且的确经常有爱心菜送过来,以我的饭量,每送一次都可以吃好久。

  记者:如果没有发生疫情,你原来如何打算过年的?封城对你个人生活最大改变的是什么?

  方方:也差不多这样,我今年的计划是把手上的中篇小说写完。封城改变的是人的心情,看到武汉人惨烈如此,非常愤怒也非常悲哀。不知道疫情之后,他们会不会白死。我很担心活着的人,为了得到实际利益,把死者为何而死,全都忽略掉。

  记者:期间你恐惧过自己也被感染吗?

  方方:我没有什么太多恐惧。因为我长时间住在郊区,回过头检索自己到过的地方,与什么人接触过,以及计算时间,觉得感染上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也不能排除。我一天一天地减掉时间,到春节前后,基本上可以排除自己的感染了。但这个排除法的过程,其实细想想,是非常悲哀的。

  记者:疫情期间,武汉人的情绪每天像在坐过山车一样,有悲伤,有感动,有愤怒,有恐惧。在整个疫情期间,最让你悲伤的事情是什么?你最愤怒的事情是什么?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方方:最悲伤的当然是死亡。熟人的死亡,同学的死亡,知道人们求医过程而无能为力的时候,非常难过。最锥心的是常凯一家的死。最愤怒的是前期延误十几二十天时间,造成后期这样严重的混乱,这是人祸。最感动的当然是医护人员的无畏无惧,还有武汉人的克制和他们对李文亮这种普通人的深情。

关于疫情日记

  记者:你的日记成为外界了解武汉疫情的一个窗口,有武汉以外的人说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方方日记,你觉得意外吗?你觉得为何会引起这么大关注?

  方方:不是一般的意外,是完全没有想到。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我在微博上闲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这一次简直是惊讶无比。我没有看过别人在媒体上写的报道,所以不知道自己跟人家有什么不同。

  记者:是什么缘由促使你开始写疫情日记?写作时的状态如何?

  方方:没什么缘由,就是《收获》杂志的主编来约稿。我当时心情不好,还不想写,后来转念一样,觉得不妨记录一下。之前是随便什么时候写,因为微博没什么限制,比较方便,后来又用朋友的微信代发,微信一天只能一篇,夜晚12点后才能发出,我就改为夜晚写了。而且那时候,资料也会比较多一点。

  记者:很多人把你的日记看作战地日记,你的日记中提到一线救援和疫情发展的相关信息,很多信息来自你的朋友和亲人,你并没有亲临救治一线,你是如何甄别和选择这些信息在日记里写出来的,选取素材的标准是什么?

  方方:这不是战地日记,这个定位不对,这是受难者日记。我也是武汉受难者之一。我没什么标准,就是想到哪写到哪。素材到处都是,网络这么大,每天都有人聊聊天,谈一下自己身边的事,当然,专业的事我会问医生。这种个人记录,更重要的就是个人感受和个人视角,它一定是与记者的报道不同的。再加上,它是没有任务的,是不存在责任感和上级要求的,所以它可以很随意。生活本来就是很多琐事的,个人日记避开不了这些。信息不严谨之处肯定有,但不多。比如雷神山医院的屋顶被吹掉几片,我写成火神山医院了,这是错误,但核心的部分不错。

  记者:有人认为你是批评者,有人认为你是辩护者,你是如何选择和认知自己的视角?

  方方:一个个人记录,而且是日记式的记录,没那么吓人。我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辩护的就辩护,我又不是为了讨得什么人的欢心而记。把它定位在一个普通人在疫区中的记录,就可以了。

  记者:你的日记中也有对前期防疫处理失误的一些批评,你不怕惹相关部门不高兴吗?另外,你的日记中也提到一些官员的不容易,有网友认为你是在为官员辩护,你是如何看到这种批评?你作为曾经体制内的人,有很多官员朋友,这期间有没有官员朋友来跟你倾诉过?

  方方:他们不高兴,关我什么事?我被关在家里这么多天,900万武汉人不能出门,500万武汉人不能回家,还有那么多受难的百姓,那些相关部门应该考虑的是他们高不高兴。

  有些网友对官员的批评是在小节上过不去,比方念错了字,或是市长的帽子。我觉得这些小节不算什么,正是全力抗疫期间,这种事可以放弃不究。我们要追究的是大事,这就是作为一方主政官员,百姓受如此大的苦难,守土安民,有没有做好,这个是必须追究的。何况当时,武汉有多紧张,外人可能不知。疫情期间,只要官员在干活,不是大错,就不必说,这是我的观点。没有官员找我倾诉,我尽管是体制内的人,但我不是官员。跟所有官员都没有太多往来,尽管很多人都熟悉。

  记者:在日志被关注的同时,也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你如何应对这种关注和麻烦?

  方方:不就是那些极左分子叫骂吗?几乎所有的极左分子都上阵了。那又有什么用?他们水平实在太低了,只要不是明显的违法,比方造谣或是构陷,根本就不用理他们,让他们自娱自乐就是。而且他们中的一些大V写骂我的文章,都是要打赏了,人家是门生意,要赚钱,我跟他们罗嗦个什么呢?断什么也不好断人财路呀。

关于知识分子

  记者:在疫区写作,和你以前历次写作经历有什么不同?你认为你目前发表出来的日记有多少是作为一个亲历者的记录,有多少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

  方方:既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闻者。我是900万被封在家里的武汉人之一,这是确凿无疑的事。我在家里虽然足不出户,但现代网络给了我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的条件,这就是电话、视频以及各种文字。除了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记者写的文章、视频和民间自媒体的东西外,我还有那么多同学、邻居、朋友、熟人以及同行同事,他们是与我一样的亲历者。在与我交谈中,自然会告诉我很多事,有些就是自己家人发生的事。

  记者:你的日记中提醒湖北同行,“如果谄媚,也请守个度”。你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灾难面前唱赞歌的现象?

  方方:这个我们还见少了吗?每一次灾难面前,那些谄媚的诗文还少吗?我说这话时,武汉已经很惨了,我心里是有愤怒的。其实除了我,武汉有很多人在记录,知识分子中也应该有很多人在记录。

  我家都是理工男,不关心政治,胆子也不大,都是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只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一想到有些人会谄媚,就觉得提个醒比较好。武汉这样沉重的灾难,可能有些人不明白,还要乱歌颂,所以当时就撂下了这样一句话。

  记者:你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尘土飞扬的时代。”你认为知识分子在人民和国家大灾难面前,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方方:难道在人民和国家这样的大灾难前,只有知识分子要承担吗?应该是所有人都要承担吧?但,能不能承担,以及能否承担得了,既在于个人选择,也在于个人能力。

关于武汉人和武汉这座城

  记者:钟南山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方方: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是英雄城市,不独武汉。但是钟老因为知道在这场疫情中,武汉人奉献了什么,以及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记者:你把武汉称作自己的敬山亭,你的日记中也分享了一段武汉嫂子“汉骂”,你觉得很解气。你觉得武汉人的性格底色是怎样的?

  方方:武汉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爽快,当然,说话做事也比较直接。因为语速快,声音大,所以显得不那么斯文。大多武汉人都有江湖气,肯为朋友拔刀相助。武汉人经常是非常讲义气的,并以此为豪,这恐怕跟武汉以前码头多有关吧。

  记者:那你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对武汉人的心理会有怎样的影响?灾情过后,武汉人如何进行心灵重建?

  方方:这次武汉人受到的伤害当然很大。不谈死者,在求医阶段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时的惨状,那时的绝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亲人尚在,他们都共同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时刻。放下这些最受伤害的人不谈,光是武汉900万市民困守六十多天,也是有内心伤害的,压抑、郁闷或是烦躁,都会有。而且开城后,或许还会有更复杂的感受,各种后遗症恐怕都会出来。比方儿童敢不敢出门,成年人敢不敢近距离讲话,等等,对病毒的恐惧也会遗留很久。

  记者:待到疫情结束, 武汉解封,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方方:结束写日记,然后,好好休息几天,继续完成我欠下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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