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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中美贸易争端的互惠解决方法

  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有效关税是一种往往被用作保护主义工具的反倾销制度,其规则对中国的生产企业是十分不利的。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实际关税税率在美国关税平均税率面前被严重低估。

  文|魏尚进

  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阿根廷举行的“习特会”后,美中贸易战暂停90天。对美国的许多盟友而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缺陷不在于动机,而在于方法。事实上,欧洲和日本也对特朗普有着许多相同的不满。但它们却未能认识到,它们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来使全球贸易体系——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公平和有效。

  可以肯定,中国需要采取措施推行政策改革。首先,中国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高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尽管与绝大多数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大体一致的)。而且希望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一直面临着诸多限制,其中也包括限制外国人对国内企业的所有权。

  降低中国市场壁垒不仅有利于国外生产企业,同样也有利于中国家庭以及进口零部件的使用者。贸易自由化能够减税、提高收入和改善效率,而无需政府提高财政赤字的规模。中国在17年前加入世贸组织后,过去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表明,只要中国劳动力市场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此举就不会导致失业率飙升的结果。

  中国还要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来回应另一项重要的投诉。中国政府称已经放弃了20年前要求外国跨国公司分享其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准入的政策。但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商会表示,实际做法并不是这样的。

  过去,在中国自身创新能力薄弱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仅仅意味着向国外企业更多地交租。但今天,随着中国企业正在开发属于自身的宝贵的知识产权,它们的全球轨迹逐渐变得更大、更强,而互惠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同样惠及中国企业和外国经营者。

  中国还应当改革其补贴计划以及产业政策制度。多数国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推动特定类型的经济活动。尽管如此,这种方法不仅未能解决市场失灵,反而造成扭曲和效率低下的政府项目在中国所占比例高于高收入国家。

  此类政策包括偏向国有企业而非私营企业的补贴,从而导致浪费和生产率下降。为平衡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的竞争环境,应当更加系统地分析政府项目的成本效益情况。

  但如果全球贸易要做到真正公平,发达经济体——而且尤其是美国——同样需要改变政策。事实上,上述国家对中国商品和投资的壁垒并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低。

  例如,美国对许多纺织品和服装进口的关税(中国已经在上述领域成为全世界最高效的生产国),现行税率为20%左右,远比美国的平均税率要高。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有效关税是一种往往被用作保护主义工具的反倾销制度,其规则对中国的生产企业是十分不利的。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实际关税税率在美国关税平均税率面前被严重低估。

  同样,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人为扭曲了美国需求,让它们从效率更高的中国生产企业转向了墨西哥等国成本效益相对较低的制造者。尽管名为“自由”,但自由贸易协定并非真正关乎自由贸易,因为它们歧视自由贸易协定以外的各国企业,而有利于协定参与国有时并不那么高效的制造商。上述影响——迄今为止尚未受到世贸组织现行规则的充分限制——破坏了有效的资源分配,不仅对自由贸易协定以外国家的工人造成损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伤害了那些国家的低收入家庭。

  此外,美国管理国外投资的制度并不总是公平、可预测和透明的。在涉及给拟议中的投资贴上国家安全威胁标签时,标准的随意性似乎很大。

  据我所咨询过的专门就跨国并购提供建议的美国律师们反应,因为美国对涉及中国投资者的交易筛选程序可能面临漫长而不可预测的拖延,中国企业往往要额外支付15%的成本才能使投标实际有效。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的外国投资体制有效地剥夺了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希望。

  低下或扭曲的政策很少源于单纯的错误。它们作为规则服务于强大且组织严密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上述集团很可能抵制任何变革。但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就减少或消除双方扭曲的一揽子政策变化达成一项总体协议,那么可能更容易克服国内的抵制力量。

  上述合作范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旨在协助达成世贸组织改革协议,从而进一步支撑公平的全球制度。例如,反倾销规则可以更好地与国内反垄断规则相协调,同时可以制定法律或加强立法来最大限度地限制自由贸易协定的歧视性影响,目的是防止政府利用国有企业补贴来绕过世贸组织规则。

  这样一份平衡互惠的方案将有助于缓解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紧张。同样重要的是,它能够支撑世界规模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公平和效率——这样的变化不仅有利于美中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繁荣。

  魏尚进,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