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人

(原标题:李大卫专栏|走向世界的人)

  摘要:这部三人传记,是一个关于现代人的故事。穿插其间的,是一些新技术重塑的生活方式。比如火车消灭了空间距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国际化时代。

《欧洲人》的书封

  梅纳瑟的《都城》中那种泛欧主义情绪,自有其文化历史背景。罗马帝国亡于北方蛮族,天地崩裂,基督教会仍然依靠拉丁语,维系了一个国际文化平台。中世纪的罗曼、哥特文化风格,乃至后来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也都具有跨国与多中心性质。产业革命开始后,铁路等现代交通系统,更便利于人员及文化思想的传播。很多文化精英都有一个超越民族根源的,非正式的泛欧洲身份。

  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的新书《欧洲人》,将十九世纪巴黎的一个三人组合关系,作为这个人群的标本,进行吉尔茨式的“厚描”。在这组三人关系当中,一人仍享有盛名,另外两人则已湮没在史料堆中。他们是一对夫妇,女的是宝莲娜·维亚尔多,当年最当红的次女高音;她的丈夫路易·维亚尔多则兼有剧院经理、翻译家与文艺评论家的多重身份。当年他迎娶到这位年少近二十岁的西班牙歌伶(娘家姓加西亚),随即动用人脉,从巴黎、维也纳到柏林,为她的演出事业广铺门路。

  不过三五年,宝莲娜·维亚尔多的演出已经遍及欧陆,就像一个十九世纪的玛丽亚·卡拉斯。她甚至登上远在圣彼得堡的歌剧舞台。在这座俄罗斯帝都,她广结善缘,而其中一位新晋作家伊万·屠格涅夫,将在其后来的生活中扮演要角。他们之间的零距离关系将维持多年,路易则对这对卧榻之畔这起情事,表现出法国式的宽容。他们组成移动的menage a trois,从俄国到巴登巴登,再到巴黎,一路西行。这个故事的女主角还将招纳更多的裙下之臣,比如仪容俊美的年轻作曲家古诺。这一切是由议价权的强弱决定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正是英国的维多利亚盛世初期,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也已进入高潮。维亚尔多夫妇到达俄国时,正是国际铁路运输的元年,否则把演出业务推广到遥远的边陲,是极不划算的一件事。人员、信息的传播,从此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诗人海涅那一年感叹,火车消灭了空间距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国际化时代。对此笔者稍有疑义的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决定性的因素究竟是产业及技术革命,还是存在着更为内在的原动力。比如海涅本人作为德国犹太人,此前已经生活在巴黎。

  同样乘坐马车来到法国的,还有来自波兰的音乐家肖邦。这个华沙起义失败后的流亡者,终于未享天年,病故于巴黎。《欧洲人》中有个章节,是讲这位钢琴巨匠的葬礼。丧仪安排在面向协和广场的莫大拉教堂,音乐则是肖邦本人临终前选定的,莫扎特的《安魂曲》。这部追思弥撒的领唱,正是由宝莲娜·维亚尔多担任。那是女性第一次在该教堂演唱,为此各方之间还有过一番博弈,以致葬礼延迟了多日。据说那次演出,她索价高达两千法郎,几乎占了整个仪式开销的一半。到场送别的人群,几乎囊括了整个上流社会和文艺界,其中自然少不了屠格涅夫。他对管风琴师的音栓用法颇有微词。

  这部三人传记,是一个关于现代人的故事。穿插其间的,是一些新技术重塑的生活方式。在欧洲的传统时代,一个人要想保留某人的形象——用做宣传或是私人纪念——只能委托艺术家造像。到了书中所述的工业时期,由于摄影术的出现,原本高端的留影逐渐被普及。就像我们很多人都见过肖邦当年的银版照片,至少是书中配用的印刷品,书中的屠格涅夫留藏的宝莲娜小像,也是摄影作品。这些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从居家到旅游——以及文艺生产方式,包括。基础教育的普及,使各国人口识字率急剧提高,长篇小说的报刊连载,而这又导致受众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屠格涅夫本人便属于当时的受益者。他在文化中心巴黎成名,获利,影响反馈到俄罗斯。按照费格斯的描述,他的《猎人笔记》因此间接影响到后来尼古拉一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至于宝莲娜·维亚尔多,则在演唱生涯之余,继续收集男性名流。除夏尔·古诺之外,这份名单当中至少还有埃克多·贝辽兹和理查·瓦格纳。后者将成为这一国际主义大合唱中的一个不谐和音,以惊人天赋逆潮流而动,抒发他的民族主义情绪。

  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一体两面,尤其对于来自后发社会的人。《欧洲人》之前,费吉斯写过另一本关于俄国人的书,叫《娜塔莎之舞》。书名来自《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桥段。娜塔莎·罗斯托夫受邀到乡间做客,听到屋外一个农奴用巴拉莱卡三角琴拨奏一段土风旋律,本能地随拍起舞。而彼得堡的法语教育,无非一身可以随时抛弃的入时衣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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