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律师卷入套路贷一审获刑12年 坚称无罪将上诉

(原标题:安徽律师卷入套路贷一审获刑12年 坚称无罪将上诉)

  摘要:律师吕先三为当地一家贷款公司提供服务,代理了多起借贷官司。其被控涉黑、诈骗两罪,涉黑罪名被否,但法院以同案被告人自相矛盾的供述认定诈骗罪成且数额巨大。

▲资料图:合肥市中院。10月31日上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下达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未认定吕先三涉黑,但认定其参与诈骗,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图源于合肥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律师吕先三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诈骗罪一案备受行业关注。记者获悉,10月31日上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下达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未认定吕先三涉黑,但认定其参与诈骗,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

  据吕先三辩护律师燕薪透露,宣判时,吕先三高声抗议,坚称无罪,但他随后被法警带出法庭,没能当庭提出上诉。吕先三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庭审阶段均称自己无罪,燕薪及另一位辩护律师金宏伟做无罪辩护。燕薪向记者表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吕先三有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将于近期上诉至安徽省高级法院。

  吕先三今年39岁,2012年起在安徽执业,多代理民事案件。2017年底,他的律师生涯触礁,原因是陷入当地一起涉黑刑事案件。该案被官方定性为合肥市首例以虚假诉讼手段实施套路贷的诈骗案,主犯是吕先三曾多次帮助打民事官司的当事人,吕先三是从犯,被指控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诈骗罪。

  2017年12月25日,合肥市公安局对邵柏春等涉嫌虚假诉讼、诈骗案立案侦查,次年三月,又对邵的妻子徐维琴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立案侦查。徐维琴、邵柏春被逮捕,吕先三也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之后,合肥市、安徽省两级检察院先后三次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批捕吕先三,吕先三一度被取保候审,但不久又被抓捕。

  2019年1月22日,检方向合肥中院提起公诉,指控徐维琴、邵柏春、吕先三等18名被告人专门从事非法高利放贷、讨债等活动,利用套路贷侵占他人财物,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罪,涉案诈骗金额合计逾1.1亿元。

  吕先三是该案第四被告人。起诉书称,吕先三曾为多名同案被告人代理借贷纠纷,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明知邵柏春犯罪集团实施“套路贷”犯罪的情况下,利用自身法律专业知识以虚假诉讼手段为其牟利,参与实施诈骗他人财物共计2000余万元。

  2019年8月13日至16日,合肥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通过微博直播庭审。邵柏春等多名被告人当庭认罪,但吕先三坚称自己只是正常代理案件,对所谓的“套路贷”毫不知情,更遑论参与犯罪。辩护律师燕薪、金宏伟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吕先三明知邵柏春等人与涉案他人没有真实完整的债务关系,更没有证据证明吕先三教唆或者指使当事人做虚假证据、虚假陈述,吕先三只是根据委托人的陈述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正常为委托人代理诉讼。

  在燕薪看来,检方依据同案嫌犯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起诉吕先三,但同案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侦查阶段的口供与事实不符,而一审法院未采信他们当庭的供述,却以先前的供述准下判,“这一过程也没有任何说理,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

祸起代理借贷官司

  合肥中院一审认定吕先三为诈骗共犯,称徐维琴、邵柏春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超过1.1亿元,其中未遂金额4180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吕先三参与骗取他人财物计2000万元,其中未遂金额1900万元,当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律师吕先三缘何一步步深陷其中?据记者了解,2013年底,他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合肥启博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启博商贸)的老板徐维琴。徐维琴与丈夫邵柏春早年在合肥开设歌舞厅、浴场,2010年涉足高利贷,2012年成立启博商贸后便专做小额贷款生意。

  此后,吕先三替徐维琴家人成功代理过两起借贷纠纷,在获得徐维琴信任后,自2014年3月起,吕先三陆续接手了12起与徐维琴、邵柏春等人相关的民间借贷案,其中9起的借贷方都是李光建。

  李光建是合肥广齐建筑钢模租赁有限公司(下称广齐公司)毫州家乐福工程置业项目承包者,2011年3月至2012年4月期间,因工程急需周转资金,曾向邵柏春、徐维琴夫妇分三次共借款1600万元,期限分别为六个月、一个月和一个月,除第一次外,每月利率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在这三次借款中,第一次的1000万元和第二次的300万元,是以邵柏春个人名义出借,但第三次的300万元,借条上的出借人变为邵柏春亲家王仁芳,借款也是通过王仁芳账户转出。李光建在侦查阶段表示,王仁芳始终没有出现,借款其实由邵柏春夫妇给他,借条也是直接交给邵柏春。

  2013年3月12日,李光建突然接到邵柏春电话,称要与他结算债务,尔后,李光建、邵柏春、徐维琴三人在邵家算起了账。

  根据李光建提供的还款明细,他在2011年第一次借款后的半个月便开始还钱,截至算账当日已还款2000多万元。判决书则显示,合肥中院审理查明,2011年3月17日至2013年2月8日,李光建向邵柏春、徐维琴账户及梅泉、徐立霞、徐维琴妹妹徐维艮等账户还款计2450.6万元,广齐公司向徐维艮账户还款300万元。

  但徐维琴告诉李光建,前期的还款只能算作利息。根据徐维琴算的账,除去已还的2000多万元,李光建还欠他们1600万元的本金和440万元利息。李光建后来对警方称,抹掉40万元的零头后,他在徐等人的威逼和辱骂下又签了一份2000万元的还款合同,并打下一张出借人为徐维琴侄女婿的400万元欠条。邵柏春承诺,这400万元不影响总借款数额,随后安排人对这笔钱制造了虚假银行流水。

  李光建的还款一直持续到2013年底。从第一次借款到最后一次还款的三年间,按照邵柏春的要求,他和广齐公司分别向邵柏春指定徐维琴、徐维艮、徐立霞、梅泉、王仁芳、窦昌明及其本人账户共计还款达3380.6万元。而这些指定账户也成为事后双方借贷纠纷的争论焦点。

  2000万元还款协议签订后,徐维琴带梅泉等人多次向李光建索要债务。李光建事后对侦查机关表示,他与徐、邵夫妇曾一起到广齐公司调解,公司董事长李光奇表示,如果徐、邵夫妇愿意按照两分利息计算,他愿意替李光建付清全部借款,但遭到徐、邵的拒绝。

  判决书显示,在李光建无力继续付款的情况下,邵柏春隐瞒其还款事实,否认李光建向上述非借款人的转款即为还其借款,转而针对2000万元借款提起诉讼。李光建针对邵柏春诉请,亦提起相关诉讼。而代理这些诉讼的律师正是吕先三。

  根据吕先三的庭上供述,从2014年7月至2015年9月,他先后代理了徐维琴夫妇及其亲属与李光建之间的9起借贷纠纷,其中4起是代为起诉李光建及广齐公司借钱,剩下的则是为邵柏春等人被李光建诉不当得利案中应诉。

  2017年12月19日,合肥市公安局接到安徽省公安厅信访办交办的李光建家人信访件。李光建方面称,邵柏春等利用虚假诉讼诈骗李光建合计5000余万元。同年12月25日,合肥市公安局对邵柏春等人涉嫌虚假诉讼、诈骗案立案侦查,2018年3月1日,又对徐维琴等人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立案侦查。八天后,徐维琴、邵柏春被逮捕,3月16日,吕先三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三次不批捕

  吕先三妻子赵静称,在检方正式起诉前,合肥警方曾向检察院提请批捕,但合肥市检察院、安徽省检察院共计三次给出不批捕意见。

  第一次是2018年4月12日,合肥市公安局向合肥市检察院提请批捕。公安机关称,吕先三为邵柏春犯罪团伙出谋划策,规避法律,协助制作虚假证据材料,利用民事诉讼将非法债务合法化,从而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涉嫌诈骗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符合逮捕条件。

  合肥市检察院不予批捕,认为指控吕先三的入罪证据不足,无论是主观上是否明知邵柏春等人实施“套路贷”犯罪,还是客观上为其出谋划策、帮助骗取他人财物,现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吕先三涉嫌诈骗犯罪。吕先三随后被取保候审。检方要求公安机关继续补充侦查。

  三天后,合肥市公安局就检方不批捕提出复议,称对吕先三犯罪事实的认定来自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民事诉讼材料。对于“明知双方真实债务关系”,公安机关表示,吕先三在接受委托时,邵柏春就已明确告知他,李光建向其夫妇借款1600万元、已还款3380.6万元,且他们用其他人名义借款、让李光建还款至他人账户的事实;对于“协助制作虚假证明材料、提起虚假诉讼”,公安机关称,吕先三为使虚假诉讼案件胜诉,为邵、徐出谋划策,协助其制作两份虚假说明,并参与欺骗李光建在虚假说明上签字,之后使用该虚假说明分别以邵柏春及其亲家的名义提起两起300万元的虚假诉讼,目前均胜诉并已进入执行程序。

  公安机关在复议意见书中还提到,邵柏春等人涉嫌诈骗案件是“我市侦办的首例以虚假诉讼手段实施‘套路贷’诈骗的系列案件,省市领导高度重视该案的办案侦办理,明确将该案作为我市扫黑除恶第一案”。

  2018年4月28日,合肥市检察院作出复议决定书,驳回公安方面的复议。随后,合肥市公安局又向安徽省检察院提出复核,但再次遭到驳回,安徽省检察院维持不批捕决定。

  在检察机关三次均以入罪证据不足不予批捕,且该案案情、证据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吕先三被正式提起公诉。

  2019年1月22日,合肥检察院起诉称,吕先三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实施诈骗他人财物共计2087.5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中1987.58万元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共同犯罪。七天后,合肥市公安局逮捕吕先三,在合肥市看守所羁押至今。

是否知晓真实债务关系

  2019年8月13日,合肥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吕先三对起诉书指控的内容不认可,称“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依法接受徐维琴等的委托,我不知晓徐维琴等‘套路贷’行为,我没有让他人做虚假陈述、证明”。

  控方称,2013年12月至2016年间,吕先三为邵、徐夫妇以虚假事实提起民事诉讼12起,其中9起诉讼是基于本案虚增债务2000万元发生的法律关系,基于同一还款、借款事实。在此过程中,吕先三是否知晓双方真实债务关系?这成为庭审焦点。

  控方认为,邵柏春在侦查阶段的四次笔录,均指认吕先三“明知双方真实债务关系”。邵柏春在庭审中再次确认,自己曾告诉过吕先三他们与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关系。

  但徐维琴的供述却与丈夫邵柏春完全矛盾。作为第一被告人,徐维琴称吕先三虽然是她的民事诉讼代理律师,但自己给他的都是真实的债务材料,吕先三对双方真实的借贷关系并不知情。吕先三也坚称,邵柏春仅仅给过他证据,自己只是依据证据来进行正常的民事案件代理。

  在本案中,徐、邵夫妇曾多次假借他人名义与李光建建立借贷关系,在李光建还款至他人账户后又予以否认,因借款和转账记录都是关于李光建与他人的借贷纠纷,故能在后期诉讼中也达到胜诉赖账的目的。

  对于真实借款人和诉讼中借款人不符一事,判决书称,吕先三在供述中表示,这些案件都是徐维琴出面委托他代理,由徐维琴介绍借贷关系、提供的借条、转账凭证,吕先三认为“没有必要再向当事人核实”。

  不过,吕先三曾供述,他曾问过徐维琴“对方向这些人转款是怎么回事”,邵柏春告知,债务人打到谁的账户他们都承认,吕先三认为“收款人都是徐维琴亲戚,所以我联系徐维琴,相信她”,所以并未向名义上的收款人核实债务信息。

是否教唆出具虚假证明

  和吕先三有关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涉及到虚假证明问题。

  一审判决书认定,吕先三根据徐维琴、邵柏春的委托或安排,先后作为徐、邵夫妇及另外四位非借款人的代理方参与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又帮助制作相关诉讼证据材料,指使相关人员作虚假陈述,通过代理案件获取邵柏春支付费用约40万元。

  虚假证明材料是指在2013年12月底,李光建曾在邵、徐夫妇的要求下签署过两份说明,称李光建对邵、徐夫妇的借款“本金未还、利息只还了一部分”。而在当时,李光建实际已累计还款3380.6万元,之后的两起300万元借贷纠纷案中,这两份说明都曾被当作李光建欠钱不还的证据提交至法院。

  根据邵柏春的供述,这份说明由吕先三提议和起草,但当时因吕先三对输入法不熟悉,便由邵柏春代为打字,吕站在一旁指导,起草和签字的地点都是启博商贸的办公室。当时他们夫妇二人和吕先三、李光建均在场,事后,几人还一起吃了饭。“吕先三说便于胜诉”,邵柏春在庭审中表示,“律师说防止当事人在法庭变卦”。

  而徐维琴的司机、李光建借贷纠纷案当事人之一梅泉则供述,在邵柏春假借他的名义借给李光建100万元被诉不当得利后,也是徐维琴委托吕先三为其代理。根据梅泉的笔录,吕先三教他在法庭上谎称李光建欠其100万元,并且是以现金方式出借。

  对于同案嫌犯的前述供述,吕先三始终予以否认。他在庭审中表示,所有的证人证言均不属实,自己从未让梅泉做过伪证。“以现金方式出借100万给李光建”是梅泉自己的说法,在代理其借贷案之前,他曾向其询问是否有转账凭证,梅泉说没有,是通过现金出借。关于“未还本金只还部分利息”的说明,他事先也并不知情,更没有参与策划、指示,他是在开庭之后才从邵柏春处拿到,事后作为证据提交至法院。

  而在李光建的陈述中,李光建自认因无力偿还债务,他与徐、邵二人商量,如果配合徐、邵起诉担保人广齐公司,则徐、邵免除他的相关债务。双方达成共识后,邵柏春担心李光建反悔,因此要求李光建出具两份“只还利息、未还本金”的说明。两份说明是由邵柏春打印好交给他签字的,签完字后吕先三才到。第一被告人徐维琴在庭审中则表示,吕先三没有让他们做虚假材料、虚假陈述,自己也“没有见过吕先三和李光建在公司见面”。

  梅泉虽然供述自己目睹吕先三参与说明的起草过程,但却否认自己实际在场。梅泉说,自己只是将人带到办公室后便离开,办公室内具体发生了什么,他并不知情。在庭审当日,梅泉现场否认自己知情。

一审获刑12年

  对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均未采纳吕先三的无罪辩解,而是根据其同案被告人前后矛盾的证言下判。

  判决书显示,合肥中院认定吕先三对邵、徐夫妇的真实借贷关系是已知的且为其进行虚假诉讼,其理由为:吕先三接手徐、邵的委托,代理相关案件是事实,吕先三对李光建向邵柏春借款共计1600万元、实际已还款3000余万元即本息全部清偿甚至超额偿还的事实明知;对李光建向其他非借款人等转款即是向邵柏春还款的事实明知,且明知李光建与上述多人并无实际债务关系;在代理民事案件中,吕先三提议并指导了邵柏春、徐维琴制造相关证据材料,并交代当事人在庭审中要做虚假陈述;在代理案件中还发表了不实意见。

  吕先三的辩护律师金宏伟表示,根据李光建的陈述,事发当日不是吕先三协助制作虚假说明,而是李、徐、邵三人协商后独立制作,说明也并非两份而是三份,第三份说明就在邵柏春诉李光建1000万元借贷纠纷的案卷中。因此,李光建的自认已经直接证明起诉书对事实的认定错误。而公诉人对吕先三的指控均来自同案犯的口供,没有客观证据,证人证言之间也相互矛盾,无法形成印证。

  “法院审理依据的都是在公安阶段这些被告人的口供,但是在庭审当中,这几位被告人都指出,这个口供与事实不符,吕并没有提议并指导他们制作相关的证据材料。但法院没有采信被告人当庭的供述,而是采信他们之前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而且这种采信的过程没有进行任何的说理。”吕先三另一位辩护律师燕薪说。

  金宏伟和燕薪都表示,本案中的证据大多是言辞证据,对吕先三是否构成主观故意,需要通过行为来推定。“对吕先三是否具有教唆他人的行为等,只要我们提出合理怀疑就能够否定公诉机关的指控。”

  金宏伟还提出,公安机关在取证中存在明显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徐维琴、邵柏春、梅泉、王仁芳和吕先三的笔录均存在超过传唤时间依然进行讯问的问题,他们的相关笔录均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情形下所形成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此外,本案还存在明显的缺失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属于法定的应当全程制作同步录音录像的重大案件”,金宏伟说。但邵柏春在卷十九份笔录、徐维琴在卷十三份笔录,都只有一份同步录像,吕先三本人在卷八份笔录也只有两次同步录音录像。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吕先三一方对相关笔录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摘掉涉黑帽子

  吕先三最初还面临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

  合肥市检察院称,在以邵柏春、徐维琴夫妇为首的犯罪团伙中,犯罪集团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亲属和朋友为其提供银行账户、资金走账,配合其后期提起的虚假民事诉讼,有固定的资金来源;有相对固定讨债人员负责暴力催收债务;有专职的会计、律师团队作为保障。其中,吕先三作为徐、邵夫妇的代理律师,负责为该团伙出谋划策,规避法律制裁,协助其制作虚假证据材料,利用民事诉讼途径将虚高的债务合法化,非法占有债务人财产。

  燕薪在法庭中辩称,从整体角度看,本案尚未达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证明标准。依据《刑法》、最高法院相关会议纪要及“两高两部”2018年下发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四个特征缺一不可。

  燕薪认为,在这起涉黑案中,徐、邵等人的行为均为个人的放贷和追债,没有涉黑犯罪常见的严重暴力行为,连故意伤害这样轻微的暴力犯罪,或为非法讨债而实施的非法拘禁也没有,围堵、骚扰、大声说话等行为不宜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评价。同时,被告人既未对任何的“一定区域”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造成危害,其资产也并未用于豢养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壮大组织势力,本案中不存在“组织结构较为稳定,并有比较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也不存在任何的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因此,不应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而具体来看,吕先三更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金宏伟在辩护中陈述,吕先三在拥有正常职业和收入的情况下,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动机和理由,客观上没有接受徐、邵二人管理和控制的证据,作为临时被雇佣人员,其行为亦属于正当法律服务,不应当被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但检方认为,由于实践中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这“四个特征”都很明显,因此在判定时,并不需要四个特征都特别突出,而是要综合该组织的社会危害性来看。公诉人称,从本案证据来看,徐维琴等人通过“套路贷”及暴力催收的方式聚敛大量的财富,本案中认定的诈骗既遂数额便高达6000多万元,而在索要高利贷时,其采用登门滋扰、喷漆、堵锁眼等暴力、软暴力方式索要非法债务,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对周围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安全和正常生活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构成敲诈勒索罪。

  庭审中,检方以吕先三为例指出,该组织虽不像一般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人身的依附性也没有那么强,但这些人都是明知或者应当明知徐维琴夫妇是从事套路贷诈骗犯罪活动,但因为利益或其他原因,愿意听从徐维琴夫妇的指挥和调遣。比如吕先三,“只要有组织内的案件需要他代理,他一定是随叫随到。”

  该陈述随即遭到吕先三反驳,他称自己从未“随叫随到”,并强调,自己在整起事件中只是根据委托人的陈述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正常为委托人代理诉讼。其行为并没有越出律师正当执业行为的范畴,更不涉及黑社会犯罪。

  金宏伟说,律师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如果连律师正常的执业行为都有犯罪之忧,律师业将人人自危,不但损害整个律师行业的执业环境和执业安全性,更会对司法制度和法治根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

  合肥中院的一审判决认为吕先三不构成涉黑犯罪,但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辩护律师燕薪表示,吕先三不服,将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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